格勒博士（dr. gelek）,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人，现任中山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藏学博士生导师。格勒博士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个藏族博士。自1987年起，作为藏学的领军人物先后应邀前往欧美各国访问交流。并担任过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利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客座教授。先后发表中文论文100多篇，英文论文10多篇，学术著作中英文10多部。
“藏学，不仅仅是中国的藏学，更是世界的藏学。”作为藏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发言人，格勒博士在几十年的研究经验中总结了中国藏学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培养跨文化的藏学人才。在他看来，要在国际藏学界占有主动权，享有发言权，就必须语言过关、学术规范，同时还需具备爱国情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副所长格勒，1986年7月4日在广州中山大学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时，创下了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第一：
我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
我国培养的第一个文化人类学博士。
44岁的格勒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昔色村。1964年，这位在中学连年被评为三好生、享受甲等奖学金的年轻人实现了他上大学的理想——进入西南民族学院藏语大专班学习。1978年，他又考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随后，在经过两个月紧张准备之后，在全国18名考生的激烈竞争中，他脱颖而出，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社科院读书的日子里，格勒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刻苦攻读弥补了自己外语不足的差距；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在“抗震棚”里完成了自己第一部专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1982年，中山大学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消息，又使这位矢志不渝求学的年轻人成了该校人类学系教授梁钊韬的门生。
人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包括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是当今国际社科领域内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出于对藏民族和西藏文化底蕴的深深眷恋，一开始他就将自己研究的坐标定在了世界屋脊上。从读硕士至今，他跑遍了西藏所有的地区。
1981年，他的硕士论文《从游牧部落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篇研究游牧民族的论文。
1986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宣读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时，第一次提出了藏族是个多元化的民族，其文化也是多样一体化的观点，并以充实的材料、严谨的论述提出：西藏高原也是原始人类的故乡的假设。
80年代末，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记录和介绍藏北地区社会历史的科学调查研究报告——《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
作为一名深深了解中国历史和衷心拥护党的民族政策的学者，格勒近年来在专心从事研究的同时，积极参加国际间学术交流，"用自己的行动使世界了解藏族，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向美国的大学生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西藏和少数民族；在匈牙利、瑞士、挪威等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他以自己成长的经历和大量一手材料，驳斥了有些别有用心人物对中国人权、中国西藏问题的发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在这些大学的讲台和校园中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在十几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格勒发表了40多篇论文、文章和多部译著，并担任了众多课题的领头人。1991年1月24日对于格勒是个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江泽民总书记亲手给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奖励证书。1992年10月1日，国务院为了表彰格勒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藏学在国际发声，亟需培养“三语人才”
“中国藏学界太需要‘三语人才’了。”长期与国际学者交流，精通多种语言在格勒博士看来重中之重。他向记者讲述了两件印象极为深刻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藏学会议，当时中国藏学界代表有二十几个人出席，人数不少，但能听懂英语的只有两个学者，更不要说用英语演讲了。“这样一来，你明明知道有些西方人讲的是不对的，甚至是可笑的，可是你也没有办法驳斥他。”
格勒博士对这两段经历刻骨铭心，也坚定了他培养“三语人才”的决心。因此，在之后博士生的培养中，除了人类学专业外，他对语言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
“迄今为止，国际藏学界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人或以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学术世界。西方社会对西藏问题的不断歪曲和横加指责，让真实地西藏被层层迷雾掩盖。要在国际上揭开这些迷雾，还原真实的西藏，需要许许多多走得出去，能熟练运用藏、汉、英等多种语言并具有扎实藏学基础的高端人才。才能在国际藏学界发声，才能让更多的西方人听到来自中国的正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