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了，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 但我的记忆却依旧如此清晰! 不曾淡忘，不曾褪色！
今年正值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更加激起我对父亲的追忆，点点滴滴……
很多年前的文章再次拿出来，细细读起，不由得下起笔来做些补充，呈献给大家。我想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回忆，也是对中国藏学研究者最好的肯定。因为父亲是一位受人敬重，严于律己的长辈；是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知识渊博的老师和长辈。他的学问、他的为人、他的廉洁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叫索朗班觉，是著名的藏学家和翻译家，1996年1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1932年12月，父亲出生在西藏拉萨，爷爷奶奶只生了他这么一个儿子，非常宝贝。9岁那年他被送进拉萨宇妥赞康私塾，学习藏文正字法、格言、公文写作、算术等，打下了良好的藏文化基础。后来父亲曾对我提起过读书的事：“那时候上学非常严格，老师动辄会打人，我曾被老师打过一次，几天不能下床，而原因仅仅是我的字没有写好。”父亲由此也练就了一手漂亮的好字。几年的私塾学习之后，父亲伴随爷爷周游西藏各地，历时四年。期间父亲还在昌都和曲水等地拜师学习，未曾间断他的学业。
父亲16岁起在拉萨拜著名大师学习。先后师从著名学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察珠·阿旺洛桑活佛、敏珠林寺著名佛学家洛追曲桑、康区活佛罗桑金巴、佛学大师阿鲁仁波切、藏学家多吉杰博先生研习《三十颂》《音势论》《修辞学》以及藏医学、历史、佛学等藏族传统文化知识。名师出高徒，由此奠定了他深厚的藏学基础。
20岁那年，父亲娶回了美丽贤慧的妻子，一个值得他敬重和热爱的人，那就是我妈妈，从此他们两人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直到他离开我们。
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工作。那是1952年，父亲到当时赫赫有名的谭冠三将军任校长的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担任教员，学员都是由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藏汉军人和知名人士。父亲在一个班担任教师并兼任班主任。到藏干校教书，是爷爷帮他做出的选择。在当时那个时代，那种环境，父亲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完全可以到噶厦任职或出国经商，也可以守在父母身边尽孝道，但他没有这样做，可以说，他当时所选择的到藏干校教书是他一生发展的最好起点。
在西藏军区干部学校任教期间，父亲开始学习汉语文，更广泛地接触到了新鲜事物和新知识。1954年，政府从藏族子弟中选拔优秀青年赴北京学习，父亲也在其中。那年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即将结束时，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引荐，希望父亲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充实藏语广播电台的工作力量，父亲于是就留在北京工作，担任藏文新闻的翻译和传播工作。1961年奉命返回西藏工作，先后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自治区文化教育厅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等单位担任翻译文字、新编教材、出版编辑等工作。在业余时间还承担着教学任务。
记得我小时候，有那么一天，家里突然来了许多人，他们翻箱倒柜，把楼上楼下翻了个遍，最后带走了我的父亲。等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十年浩劫，父亲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长期遭受诬陷和迫害，在西藏林芝地区参加了几年的学习班。那时有许多人家都遭此劫难。但对他所经受的磨难，父亲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诉过苦，只是说，在那些年，他打过土坯，盖过房子，种过果树，烧过木炭，样样都干得很出色。而他和同龄的好友相聚时，常常带着幽默的口吻回忆当年劳动改造时的情景，父亲轻松的言谈，没在我们心理上留下阴影，反而由衷地敬佩他那种热爱生活、逆境不倒的情操和精神。
我父亲一生在许多岗位上工作过，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文教厅、西藏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无论在哪里，父亲对待工作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电台工作时，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帮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翻译、审定大型纪录片，并和同事们一起为丰富节目制作过广播剧、故事、电影剪辑等。在西藏文教厅工作期间，编辑、翻译、审定了许多教材，整理了《西藏农牧业生产和手工业用术语》。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工作时，翻译了很多难度较大的书籍，作为编辑，从审稿到封面设计，以致为书写序，一点一滴，一丝不苟。他在审定《简易针灸手册》一书的译文时，还创造出120个穴位的藏文名称。
1979年的春天，一位北京来客出现在了父亲面前，这位来客介绍了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后，北京思想文化界的最新情况，希望父亲再次去北京，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交流做工作。父亲欣然接受邀请，再次踏上他熟悉的北京，调到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由藏文室主任直至翻译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被评定为译审的高级职称。
父亲一生最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中，他的名字先后收在《中国翻译大词典》和《中国翻译专家词典》等中。他所翻译的理论方面的著作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选集十几卷，他还参与了文学方面的译著《天安门诗抄》《水浒传》等的翻译和审定。这些名著的藏文版出版后，曾名扬全藏地，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必读图书和学校的课外读物，得到藏族知识界的好评。著名学者西南民族学院教授毛尔盖·桑木旦评价《天安门诗抄》说：“该诗的翻译是解放以来第一流的译著”。
作为一名翻译家，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翻译、编写、审定的各类稿件、书籍、教材多达数千万字。重要著作有：《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书信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等。自 1982年以来，他多次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文件翻译和审定工作。
《水浒传》等藏文译著问世之后，父亲开始关注另一名著《红楼梦》。父亲曾经说过：“如果能把《红楼梦》这本巨著翻过来，那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藏族传统文化是辉煌的，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不断地比较和借鉴，只有扬长避短，才能更上一层楼。《红楼梦》是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汉民族的生活在其中反映的很丰富，它的写作手法也很独特，如果翻译过来，就可以用来比较和借鉴。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交相辉映，对于民族共同进步也很有益处。”正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父亲买了很多有关红学的书籍，一度完全投入到红学的世界里。 《红楼梦》里的难解字词非常多，父亲查辞典，做卡片，电话寻问，登门求教，日以继夜的工作。由于受到他的影响，我们整个家人都成了红学迷，《红楼梦》成了我们谈话的热门话题，我们几个子女也常常拿《红楼梦》里的人名，相互打趣逗乐。终于，《红楼梦》第一卷出版了，得到了公众的好评。这是父亲留给后人的具有代表性的译著，人们在阅读这本书时，也许不会想到，父亲曾为其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彻夜难眠。
通过《红楼梦》的翻译，父亲在古代汉文名著，尤其是汉文诗歌的翻译方面总结除了许多经验。父亲认为诗歌是用最凝炼的语言反映生活和感情，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诗歌产生的背景和时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诗的内容，更不要说感受它的韵味了。父亲曾写过一篇关于诗歌翻译方面的文章，题为《论诗歌的翻译》，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原会长姜椿芳先生的极大兴趣，他评价说：“藏文诗歌成就甚高。”对于父亲所译《红楼梦》中的诗词，他说：“主题、形体、韵律的见解及探索颇深邃，可钦可佩。”这部译著还得到了阿沛·阿旺晋美委员长的高度评价：“索朗班觉是位翻译家，他通晓藏族文化的各个学科，……其译作文笔优美贴切，令藏族读者了然易懂，其味犹浓。”译本问世后，许多读者来信来电，盛赞这部译著翻译成功，并希望尽快看到后面的几卷。
父亲的主要工作体现在翻译方面，但是他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北京，从来没有放弃过教学。他教学有方，又知识渊博，这使他经常被请去讲课。许多年里，他先后在西藏人民出版社为编辑开办培训班，讲授藏文文法《三十颂》《字性配法》；在民族出版社为藏文室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组，以及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藏文室讲授藏文文法；为西北民族学院来京实习生及中央民族学院实习生作关于翻译和诗歌方面的讲座；还为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央民族大学大专班讲授藏文文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历任中央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后来为五省区编译人员举办培训班，讲授藏语的规范化。90年代以来，他又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办了《西藏文化一百讲》的讲座。多年来，他为藏族的学术界和翻译界培养了一批批的人才，比如先后担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洛桑赤列、娜真，西藏军区杨世喜，那曲军分区司令索朗旺堆，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等等。最为可贵的是，父亲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自己也不断吸收新文化新思想，使自己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藏族知识分子。
作为学者，父亲潜心研究藏族文化，对西藏的历史、宗教、建筑艺术、唐卡艺术、戏剧艺术、藏医学、天文历算和西藏民俗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他曾发表过《藏戏的产生及其特点》《诗境概说》《论藏语规范化》《藏族天文历算史略》等一些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研究论著。
1987年夏天，我从西藏拉萨调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当时父亲在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我时常能听到父亲的同事讲述他工作的作风，他们说，父亲不仅认真做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且严格履行岗位要求，以身作则，总是起着表率的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时，常常换位思考，及时了解职工疾苦，贴近群众，关心群众；他从不摆架子，更不居高临下。1991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任父亲到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并担任副总干事。对于我这个已经在藏研中心工作的“老”职工，父亲提出要求，不仅严格甚至比较苛刻。我深知父亲严格要求的本意，但也力争自己的基本权益，为此还有过小小的不愉快。当时的事迄今为止，我仍记忆犹新。多少次，从心底里深深感谢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使我一直坚守做人的底线和做事的原则。
1991年，父亲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后，他开始了更为紧张、繁重的工作。他夜以继日，不断地工作，不仅要做藏学研究领导组织工作，还要管理行政事务。那些头绪繁多的行政事务使他劳累过度。这期间，他还多次率团赴美国、瑞士、日本、意大利、挪威等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国际讲坛上，父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用大量的事实来揭露和痛斥国外反动势力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
作为单位的负责人，父亲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只要可能，他总是尽力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当藏学研究中心的职工搬入新居之后，他一家一家地走访，并询问他们的困难，帮助解决。相反，他对我们这些孩子却要求严格，要求我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俭朴，工作上认真和钻研。他常对我们说，做人要正直、磊落，他把自己的知识和做人的准则都点点滴滴传授给了我们，使我们受用终身。
父亲除了忙于日常工作之外，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避暑山庄外八庙保护协会理事等等，为了表彰父亲为我国社会科学所作出的贡献，1993年政府颁发给他特殊津贴和证书。
正在父亲为党的藏学事业发奋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在慢慢地侵蚀他的身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去世的前一段时间，他每每回到家里，就像一台散了架的机器瘫倒在沙发上，母亲可口的饭菜引不起他一点食欲。夜里他常常不能入睡，要靠药物才能睡一会儿。看着他日见消瘦的身体，全家人都很着急，可是父亲总是放不下手头的工作。直到实在不能坚持了，才同意住院做检查。
一次次的检查，父亲的病终于定性了，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证实的疾病，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写到这里泪水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忘不了医院里父亲坚强的身影，每一次治疗带给父亲的痛苦都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但父亲总是谈笑风生，不在我们面前流露一点痛苦。父亲正视自己的病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尊重每一位大夫和护士，他的一举一动都感动着大家。有一次，他的主治大夫在他面前失声痛哭，面对医生的眼泪，他什么都明白了，但他是那样的坚强，那样的安详，直到最后离开我们。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仿佛一切发生在昨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次次深切地认识到父辈藏学家们留给我们的财富是那样珍贵，时时刻刻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他们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值得我们缅怀！